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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古隆中和水镜庄的三国历史文化情缘 ——纪念全国恢复高考制度41周年随笔(修订稿)

南漳新闻网   2018-10-17 19:09   来源:南漳新闻网 关闭窗口

王善国


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南漳人,到底是先结缘于水镜庄还是古隆中?我个人的体验是:读小学时就知道县城洞坪旁边有个白马洞,白马洞边有所县党校,党校是培养干部的地方,很神圣、庄严、肃穆和高贵。至于说与此相联的司马徽、水镜先生、三国故事源头之类概念,则是闻所未闻。但是我在古隆中读书3年,“三顾茅庐”、“出师表”等历史文化常识和典故就弄得较为透彻。因此可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对古隆中的情缘远胜于水镜庄。

荆楚学子多奇志:古隆中求学时代

我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恢复高考制度第5年(高等院校正式恢复考试招生制度第4年)以南漳县原沐浴公社中学(今胡营初级中学,当时设有高中班、初中班)文科班惟一的“应届生”考取襄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简称“襄阳师专”,后来更名为襄樊学院,今湖北文理学院)中文系的。

大约是1981年9月中旬,我从家里(原南漳县沐浴公社南山大队,今并入城关镇洪河村)带着简易行李,步行到国营红旗机制厂(属于国营“三线”企业,位于沐浴[小地名],原南漳县沐浴公社前进大队,今并入城关镇黄垭村)在我的五爹王沛润家里住了一个晚上,他打听到厂里车队第二天有到襄阳地区水泥厂拉水泥的货车(老南京嘎斯牌卡车)路过隆中,可以顺便乘搭。第二天早晨,开车的师傅叔叔热情地帮我把行李(一个手提黄色帆布包、一个黑色猪皮挎包)放在车后座上,我坐在副座上,他一路说到襄阳师专主要面向湖北省招生,襄阳地区是主力军,也谈到了古隆中,当时的我对此尚且十分陌生。看来他常来这里,也很有文化,是个“隆中通儿”。车在学校大门口停下后,这位叔叔指着报到地点(学校行政办公大楼)要我直接去报名,又因为停车旁边就是迎接新生的校友,几句问候、寒暄之后,校友们十分热情地引导我去学工处报名,在教导处领取学习用品以及教科书,然后入住宿舍。新来乍到,一切都甚为新鲜,翻阅学校发放的教材、教参以及辅助读物,就成了当时“第一要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本封面上印着正在挥毫习作的诸葛亮坐像,小册子名曰《诸葛亮与隆中》,封面下面署名襄阳师专中文系、襄樊市隆中管理处(编写),1980年3月编印,我一口气读完,仿佛进入了一个无边无际、无穷无尽的知识大海洋,喜悦之情无法言表。中饭是我的老乡、高中校友、化学系八0级学生周家成(原沐浴公社洪河大队人)管待的,说来也巧,我们是在路上偶然遇到的,也是到了开饭的时候,作为高年级校友,他主动慷慨地管了我一顿饭,并说算是给我“接风”。那年头,只有这个条件和讲究,能有这份心情就是“上等待管”了,我也就感激不尽了。他边吃边说,下午他刚好也不上课,就带我到隆中(景区)去看看,先熟悉一下地理环境再说,反正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我记得自己拿着小册子,似乎是在缘木求鱼,周同学娓娓动听地逐一讲解,我也“对号入座”,图文并茂的小册子精彩内容更为明晰化。

新生开学后,学校举办的第一次学术报告会(讲座)是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学主授教师、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专家、书法家周达斌先生主讲的,主题就是《诸葛亮与隆中》,虽说讲授内容是“照本宣科”,我们完全可以“按图索骥”,但是周老师毕竟是学术权威,深入浅出,生动风趣的演说风格是小册子上所找不到的,尤其是对我们提出的殷切希望——像诸葛亮那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奉献毕生的精力,当好“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銘。再加之周老师旁征博引的插曲和相关史料的补充,并结合国际国内形势,把我们直接带到了学术前沿阵地,这就使我们对古隆中、诸葛亮的印象更加铭刻牢记。可以说,这是我对三国历史文化的第一次系统性启蒙。

随着中文系课程的逐一铺开,我对《中国通史》课尤为兴趣浓厚,除了自幼爱好历史外,主讲教师余鹏飞先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老牌(即“文革”前大学毕业)高材生,一口标准的湖南话把深奥诲涩的中国先秦史讲得活灵活现,我们听得如醉如痴。而且我们也获悉,《诸葛亮与隆中》这本小册子就是他和周达斌老师编写的。余老师在学生寝室走访辅导时,我们除了“不耻上问”,异口同声地要求他每周增加两节《中国通史》课,他一再解释说,必须严格按照教育部制定的教学大纲授课,每逢单(或双)周两节《中国通史》课不能变动。但是,有兴趣研究的同学可以课余多作一些探索,中文系可以开设这个方面的学术讲座,共同努力多出成果。这就让我们遗憾又感奋。我当时想,自己将来要是能当一个历史学教授该有多好啊!这可谓我对三国历史文化的又一次深刻启蒙。

元明清文学课的开设,又对我进行三国历史文化的全面启蒙,主要是学会了辨别文学与史学的科学方法。主讲教师齐世持先生治学严谨,教风特别端正,一丝不苟,讲课声音洪亮,激情高昂,特别是讲到关键、精彩的故事情节,犹如评书大师一般抑扬顿挫,韵味优雅,同学们平时都生怕中文系临时调课而错过了听齐老师讲课的机会,老早就坐在教室里恭候。齐老师文风严肃,不图名利,一心扑在教学上。其实,在湖北省各个师专学校中,齐老师对《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教学研究的造诣很深,但他以教学为重,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发表文章、捞取学术资本上。他的讲课风格寓庄于谐,听者无不认为是一种很好的精神享受。由于我和大家一样着迷地学习,并格外认真钻研,最后一个学期期末好像是全省统考,我的元明清文学课程分数为全年级(两个班)前三名,齐老师打开水时碰到了我,十分高兴地告诉了我这个喜讯,后来又在其他场合表扬了我。齐老师并说我的考试答题对《三国演义》里几个重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分析比较透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得高分是理所当然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直至80年代中期(“六四”风波以前),举国上下学文化、钻科学、练技术蔚然成风,形成了狂热的读书潮,“老三届”(1966年——1968年)、“新三届”(1977年——1979年)以及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乡青年们都发誓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损失弥补起来,把“十年动乱”中丢掉的知识重新找回来。我进入襄阳师专时,同学之间年龄悬殊较大,最大的有45岁(知青、民师类),但是无论男女老少,都在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博览群书。清晨不等学校起床铃声拉响,就陆续起床洗漱完毕,操场上,树林中,校园内,隆中里,到处都是读外语、背古文、记单词……的琅琅咏诵声,绝大多数同学每天都要坚持晨读晨练半小时以上,晨读是高校学生们的自觉行为,学校没有硬性要求。那时候流行台湾校园歌曲“……沿着校园熟悉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此情此景,最感亲切。通常每周六下午没有课程,我们就“上山”、“下乡”去,把课本、笔记本拿到附近郊野去苦读苦钻。当时,我们也议论,这种“攻书莫畏难”、“苦战能过关”的科学钻挤精神,也是诸葛亮当年躬耕垄亩、苦读修炼、协助刘备建立蜀汉、终成“鼎足三分”的大业的拼搏精神激励而成,鞭策着我们学有所长,报效祖国。

社会环境造就人,人文环境是时代风云的产物。提起襄阳师专与其所在的古隆中,人们都会赞不绝口地说,那可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学校条件、育人环境在全省是一流的,也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改革开放之初,古隆中宛如世外桃源,当时全国掀起“五讲四美三热爱”热潮,一切都是那样幽静、和睦,互帮互助、通情达理是师生们的平常之举。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管理员往往都有一个惯例,上午十有八九都要延长半小时才锁门下班,哪怕是自己的孩子放学后等候在门外,也照常如此,这样公而忘私、乐于助人,为的是让求知欲强烈的学子们把报刊杂志上的资料抄写完毕。平时寝室里要么雅雀无声而只有翻书声、写字声,要么高声争吵声,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们因学术观念不同而互不相让、固执己见,有时候会弄得面红耳赤,“几动老拳”,谁都下不了台,就算是暂且息事宁人,但是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服输,一定会再去图书馆里寻找科学的证据。我当时的志向就是:崇拜诸葛亮,学好文史哲。在学校把基本功做牢靠些,学点真本事,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说到底,还是诸葛亮的智慧让我本人砥砺奋进。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吃过“苦中苦”,备尝辛与酸,“领教”过“四人帮”横行时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准“走白专道路”、以及没有课本、天天“开门办学”(劳动锻炼)的精神匮乏,所以,在人生奋斗历程中,始终以勤奋、清廉为本质特色。我在后来印制的名片中,都是堂堂正正地只印上“第一学历”襄阳师专,把“1984年6月毕业于襄阳师专中文系”引为终身荣誉,除非组织上特别强调事项以外,我的干部履历表中是不再填写我毕业后参加成人高等教育所获得的几个更高一级学历的。因为襄阳师专的前身就是“文革”时期的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哲学系),同时也真让我有点后悔的是,1981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因山区信息闭塞、交通落后,原本省内高校对山区县降线录取的特大喜讯,却与我们擦肩而过。不然,以我389分的文科高考成绩(降线后的录取分数为383分),其中语文、历史同为82分,那时都还是百分制考卷,这个考分还是相当可观的,若报个武汉大学、华中师院历史系倒也是能够稳操胜券的,研究三国历史文化将会更加得心应手,因为当时襄阳师专还没有设立历史系。

书中自有黄金屋:《三国演义》见闻录

《三国演义》是世界名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骄骄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分别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国、蜀国、吴国3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并塑造出诸葛亮、关羽、张飞、周瑜、鲁肃、司马懿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在我的心灵深处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文化地位。

但是,俗话说,男不看三国女不看红楼,亦曰男不读三国女不读西厢,或曰老不翻(阅)三国少不翻(阅)水浒。之所以自古以来民间就对《三国演义》敬而远之,是因为这部名著充斥着尔虞我炸、诡谋奇略,读者如果把握不够,很容易受冲动、被控制、遭毒浸,老百姓爱憎分明,喜怒哀乐行之于色,从不遮掩,所以“实话实说”。《三国演义》过去曾被列为“禁书”,也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作为中文系学生,不得不与《三国演义》打交道。还是齐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好,要用辩正的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古典小说,合理扬弃,善于取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到如今都还记得齐老师讲《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分析时重点突出的“三绝”:诸葛亮的“忠绝”,关羽的“义绝”,曹操的“奸绝”。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致力于复兴汉室,是中国传统忠臣和智者的代表人物,这是有口皆碑、勿庸置疑的。不言而喻,年青的我从内心来说,对曹操也是“深恶痛绝”的,因为从小就听说曹操是个大奸雄,老百姓甚至说他无恶不作、“杀人不眨眼”,他还“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心想篡夺皇权,取得朝廷的统治地位,民间看(演)戏时,见到的都是羽扇纶巾的诸葛亮、红脸的关公、黑脸的张飞、白脸的曹操。“白脸儿”就是反面角色,根本不受欢迎,民间甚至还以曹操来吓唬调皮捣蛋的小孩子……,可见曹操这个文学(或舞台)形象的名声特别不好。总而言之,老百姓认为曹操是个大坏蛋,没有一个人说曹操好话的。这就是文学作品《三国演义》虚构故事情节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演义而成的文学形象,而不是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的本来面目。我曾经参加全国诸葛亮、刘备、关公文化研讨会,专程到关公的故乡山西考察关公文化和周仓文化。也许是因为本人自幼就讲信用、重感情的原因,我对关公文化情有独钟,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对《三国演义》中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同时,今南漳县蛮河、漳河流域长期属于关公驻扎地、马超领地(督临沮),可以说,南漳县是关公的第二故乡,所以我对关公文化研究是终生“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的。

罗贯中不愧为语言大师,据《三国演义大辞典》(沈伯俊、谭良啸编著,中华书局2007年7月北京第1版)第691页——第726页载录的成语有360多个,有不少都是首创。常见的、至今仍有着积极意义的成语有:初出茅庐;三顾茅庐;伏龙凤雏;躬耕乐道;思贤若渴;举贤任能;老骥伏枥;锦囊妙计;过五关斩六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山不厌高,水不厌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该大辞典第726页——第729页载录的俗语共有55个,读者喜闻乐见的有:唱空城计;三请诸葛亮;大意失荆州;关公门前舞大刀;东吴招亲——弄假成真;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人说,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汉语大词汇。

三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某些英雄壮举和统治者决策甚或改变人类历史发展轨迹。到底三国历史文化中孕含着哪些秘密?《三国演义》中蕴藏着什么样的莫名玄机?作者罗贯中通俗地演义《三国志》的成功要核是什么?这确实是一部大断代史、大文化史、大军事史、大社会学史、大人文史,都需要一一地深入探究。由于本人对三国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形态的悬念较多,因此,一心一意想在这座迷宫里遨遊。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专门购买了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22卷本、1200万字《中国通史》,以及16卷本、1000万字《中国断代史系列》,并报考了某著名高校的品牌专业——中国通史,拟通过业余在读(函授)形式攻读魏晋南北朝史,并拟获得硕士学位,其中重点是三国史,研究方向以及毕业论文初定为《三国时代的人才观》,当时党政干部在读硕士研究生很时尚,可为大势所趋,很管用的。可惜的是,因为本职工作确实太忙(身为县政府办公室机要文书科科长,属于中流砥柱,凡事都要一马当先,成天忙得不可开交),又面临着当时“培养跨世纪人才”的严峻考验,各项繁重任务都很压头,跟不上听课进度,迫不得已地半途而废,这是我终生最大的憾事之一。

《三国演义》毕竟是历史题材的小说,而且以演义为主要手段进行创作,开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之先河。人们通常认为,“演义”是指根据史传、以讲史为内容、融合野史经艺术加工敷演而成的一种通俗易懂的长篇小说,工于叙述,故事性强。“演义”“三分实,七分虚”的历史题材小说,也确实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误解,要么张冠李戴,要么移花接木,要么夸大其词,要么子虚乌有,有的与史实毫不相干,甚至于截然相迥异。受传统习俗等“大气候”影响,我们这一代人心理积淀的都是曹操如何坏事做绝的极差印象。我们作为《三国演义》的忠实读者,恨不得把曹操千刀万剐才算心理平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中国人最讲究传统观念和伦理道德。仅凭曹操丧尽天良地残杀吕伯奢一家就叫人难以接受这个奸贼的恶劣行径。这个悲惨的情节,是否误导过后人(读者)?这是无法说清的。看《三国》替古人担忧,情理可容矣!也好在历史并非如此,这才又让读者们跳出了“演义”的历史局限,稍微宽慰了一下高度紧张的心思。

“水煮《三国》”是本世纪初期以来易中天先生率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中的独创,融故事性、历史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哲理性于一体,寓教于史,启迪性强,深受国人垂青。当时我的女儿才八、九岁,也像我一样看得如迷,我就把自己珍藏的岳麓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三国演义》找出来,每天早晨给她讲一段三国故事后,她再起床、上学。她听得非常认真,我持续讲了一年多时间才讲完故事。这部《三国》也算是被她翻烂了,真的就像“水煮”了一样,差不多也“能吃得了”,至今我仍保留着作为纪念。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活水《三国志》

我在高中虽然也学过《中国历史》课程,但那仅仅只是拢而统之的教科书概述,有些重大历史现象甚而“一笔带过”。《三国志》是《三国演义》的创作源泉,作为一名文学、史学兼爱者,为了深究三国历史本质,弄清三国文化现象,在襄阳师专读书时,我结合《中国通史》的课外学习,通过阅读《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分实”)的母体——《三国志》(“十分实”),进一步弄清楚历史轨迹,判明演义与史书对待历史过程描述的孰真孰伪,主要是指澄清曹操到底是不是“反面人物”等等。很显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三国志》是晋代陈寿编纂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史实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共60年的历史,是很权威的三国史籍。据了解,《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之四,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并称为“前四史”,颇值得一读。

《三国志》全书65卷,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陈寿是晋代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就给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给刘备、孙权分别设立《先主传》、《吴主传》,从对三国立卷的数量也可看到表象,作者偏向于曹魏,这与明朝作者以刘氏为封建正统地位的历史观大相径庭。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所表达出来的社会效果截然不同,那就是过于丑化曹操形象。其实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是有雄才大略、文武兼备的英雄人物,他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文学家,是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曾经官至典军校尉、洛阳北部尉、东汉丞相,后被封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俗称魏武王或魏武。他一生主要成就是:实行屯田制,兴修水利,安抚流民,恢复了黄河两岸广大平原的农业生产,着力于发展经济;消灭群雄,统一北方,推行法治,改革了东汉的许多弊政,抑制豪强大族,并实行一系列优厚政策恢复经济,从严整治社会秩序;唯才是举,知人善用,使曹氏集团拥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杰出人才,他们都竭尽全力地献计谋、出对策,驰骋疆场,乃至舍身取义,为国捐躯;在文学作品中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开创“建安风骨”的先河;提倡勤俭节约、薄葬,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陈寿在《三国志》中称其为“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后人评价曹操是“天下英雄无过曹操”,“能总英雄以拨乱反正者”,“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等等诸如此类,有的甚至评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毛泽东同志在《浪淘沙·北戴河》中称: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可见曹操确实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享有盛誉。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常用朴实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细节。例如,《先主传》记载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以明快的语言把曹操、刘备各自的政治抱负和复杂心态跃然纸上,在读者心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可能本人是襄阳地区(市)人的缘故,我参加工作以后,总想找机会阅读《汉晋春秋》,也从中得到鉴别史书与演义的区别。《汉晋春秋》是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襄阳人习凿齿撰写的一部史书,记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全书记述史事起自东汉光武帝,止于西晋愍帝281年间,史料价值较高,主要著作还有《襄阳耆旧记》等,《襄阳耆旧记》是有影响的地方人物志之一,也是我研究襄阳三国人物和事件、人文地理的必读之书。

通过梳理关于“三国”的“文”与“史”的关联度可见,《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是虚构的历史,《三国志》是历史载录,是真实的历史,不免也是生动的文学教材。作为“十分实”(当然并不排除少数谬误)的历史书籍《三国志》、《汉晋春秋》,与作为“三分实”的文学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有着很大差别的。文学中有史学的影子,史学中有文学的手法。我们应当“见文说文话,见史说史话”,正确区分文学与史学的辩证关系,充分运用好形象的文学观和严谨的史学观,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了正本清源,还历史以原始面目,给文学艺术作品以应有的角色地位,我无论是考察、走访还是讲课、研究,都要告诫在场的同志们区别对待文学与史学,常用“黄牛角,水牛角”——“各是各”(方言,歇后语)来形象地“划清界限”。切莫以偏概全,弄假成真,混淆历史,误导社会。又如,老百姓传说的三国故事属于民间文化范畴,不是史料,引用时标注清楚类型即是。如果引为历史佐证的话,必须证据确凿,有很高的权威价值,要有史籍出处,来不得半点虚假。若用“砍倒树捉八哥”的执着精神来研究三国史学,也不可谓“多余之举”。这就是我研读历史演义与历史名著的收获。

吾将上下而求索:探秘三国故事

全国关于三国历史文化发祥地的争论较多,但是“司马荐贤”、“司马、徐庶共荐诸葛”、“三分天下”方略的策源地在今南漳县水镜庄(汉末、三国时代隶属于临沮县管辖),这是不必争辩的客观事实存在,因为这里是诸葛亮的老师——“天下名师”、智慧大师司马徽的隐居讲学地,是别的地方无法争夺的。众口归一的是,“南漳人”以身居“三国故事源头”为荣耀,也以县域内拥有更多的三国历史文化资源(包括旧志载录、遗址遗存、民间故事传说等)而豪迈。

1984年6月,我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襄阳师专,返回到家乡“金南漳”。县教育局派车把我们接回县城后,等候了半个月左右,我就被分配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工作。全县统一政策,突破惯例,凡在教育一线工作的本科、专科毕业生,从当月(6月)起薪(过去是7月份才领工资),每月还有“进山费”(山区津贴)10元,基本工资照37.5元标准发放,且无试用期(因为本来就在贫困山区一线辛苦工作),这4个优越条件使得我们当时的直接经济待遇(工资)高于县直科局长们(截至1986年调资、物价上涨、“脑体倒挂”之前)。八十年代的“大中专毕业生”们是被社会刮目相看的,成为新时期备受尊重的群体之一,也为中国教育史、人才史增添了新的光彩。“百废”正兴之际,教育步入正轨,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亟须我们发挥光和热。头两年里,我们都在一门心思地沉眠于教书育人,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加之当时面临着特殊的家庭困难,隔三差五地都要走回殷庄南山老家,遇到特别急事也风雨霜雪无阻,昼夜兼程走小路步行五、六十里。每次步行或者坐车路过水镜庄北面河堤时,都要深情地张望一眼白马洞。那时候水镜庄是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尚未对外开放,若不遇县里有重大活动或者上级领导们打招呼,平民百姓还是“门难进”的。直到1986年,学校青年教职工要求郊游(春游),我们才有幸买门票(好像是1元一张)进去看了哈儿。至今的大体印象是极为简陋,据说整个景区还是“文革”末期的老样子,尚未进行综合规划、全面改造、整体美化,随遊队伍中有“城关通儿”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只增设了少数景点。

1992年是中国第一个旅游年——友好观光年,因为我刚从教育界调到县政府办公室不久(1991年秋季调入),县政府办公室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总想要我在文笔上崭露一下,借此机遇推动全县旅游业发生较大变化。按照总体安排,我在极短的时间内加班撰写了《旅游胜地金南漳》一文,在面向五湖四海宣传推介“金南漳”的旅游文化资源时,首次写到了水镜庄、徐公祠和水镜湖,使它们正大明分地进入了全球视野。1998年水镜庄进行大型改造时,我又写了《三国故事源头,四种文化品位》一文,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全方位、系统化地研究渲染三国遗址水镜庄以及本县三国文化资源。上述两篇文章均在全国数十家报刊杂志上发表,所取得的经济社会效应也是出乎意料的。

1999年,县委、县政府决定改造县城水镜路时,我根据县城建委关于县标征集方案要求,率先撰写了《关于将司马徽塑像作为南漳县县标图案的建议》,得到了县“四大家”领导们的认可,文章在《南漳日报》发表时,标题定为《景仰司马徽人品,推崇水镜先生精神——关于将司马徽塑像作为南漳县县标图案的建议》,社会各界反响很好。最后正式确立县标时,县委主要领导认为,县标要体现出全县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科学创造精神,遂定县标为“拥抱未来”图案,这在当时还是挺时髦、迎合时代潮流的,也应当说是尊崇了司马徽的睿智精髓的。只是因为县标图案缺乏历史文化底蕴和传统文化份额,有的老百姓看不懂内涵、悟不出门道,县标文化的认可度还是受到一定的局限。巧合的是,时隔几年,司马徽的得意门生诸葛亮铜像被确立为襄樊市的城市雕塑,至今仍矗立在诸葛亮广场上。

本世纪之初,荆山生态旅游项目正式纳入省级计划笼子,南漳项目区的核心内容是修通水镜庄景区内的循环游路,市政府以及省市主管部门领导先后多次前来调研、指导、督办。我到如今都还清楚记得,2002年8月,我应邀回老家南山,考察“南山小三峡”的旅游资源,因悬崖上雨后路滑被摔成重伤在家里休养。但是第三天就接到县政府办公室值班电话通知,要我赶到县委三楼会议室(宣传部会议室)开会,安排第二次接待、汇报事项。我当时走路都十分困难,但领导们说,因为只有你是三国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涉及到汇报材料撰写又非你莫能,不得不请你带伤坚持工作,也很难为情。我只好忍疼连夜加班,在打字人员的密切配合之下,确保了第二天上午汇报活动如期进行,而且收效甚佳。事后县委主要领导分别在不同场合表扬过我,水镜庄风景管理处一位退休主要领导每次见到我都要提及我当年的这份“功劳”。其实只是非常苦的“苦劳”也,当时是苦不堪言,难以忍受!为了全县旅游文化事业发展和全县旅游业龙头水镜庄的兴旺,发自肺腑地默认——自己“活该”受罪矣!

2002年秋季,县委安排我带队深入到县城南郊八都河流域的余畈村从事农村税费改革。在进村入户之余,我通过城关镇原张营农业办事处党总支副书记兼余畈村党支部书记彭永林、余畈村党支部副书记危正明同志(现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了解到,民间传说,吴湾一带大土岭、小土岭上有很多关公曾经活动过的遗址,民间对“关二爷”崇拜备至。我们如获至宝,颇感欣慰,只好利用周末时间,在南漳一中副校长吴瑞东(吴湾人)以及县电视台记者张季、城关镇原经委科长唐勇(现为县商务局干部)等同志的积极支持和密切配合下,我们实地考察了大土岭、小土岭三国文化遗址——縻马桩、卧马槽、三口灶、马刨泉、仙人晒髂等10多处,收集了民间关公的很多传说,其中“困羽山”名称就是我根据彭永林同志提供的线索、老百姓祖辈们口耳相传的称呼(方音),并与需要表达的实际意思有机揉合而命名得来的。县电视台播放了专题片后,在全县引起了轰动效应。更为重要的收获是,当地民间传说关公在困羽山被孙吴军队捕获、在隔河对岸的临沮岗被杀害。回城后,我又查阅了清代同治版、民国版《南漳县志》,从旧志的专门载录中得到了大量映证,特别是汉末、三国时代的临沮县城在我县今城南临沮岗(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可以矫正历史上的误传。基于此,我撰写了《困羽山:南漳县八都河流域三国文化遗址新景观》、《南漳县大土岭(困羽山)——关羽被擒获地》两篇文章,《南漳日报》全文照登。后者是考证类型文章,一举扭转了《三国演义》的传统说法(过去认为关公被擒获之地在远安县回马坡),这篇文章又发表于《襄樊晚报》2006年11月7日“城事周刊”,收录于《南漳文史》(《三国源文集》,南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南漳县文化体育局编,2005年12月印),并作为我2005年9月参加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山西榆次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抢救、保护和开发民间文化遗产县(市)长论坛”上的大会交流材料,中央电视台七套节目、黄河电视台还专题采访了我对关公被擒获遭害之地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我在个人主编的《金南漳·文化遗产廊道》以及《金南漳·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两书中原文收录。随后又作为2011年8月16日至17日由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举办的“纪念刘备入蜀1800周年暨全国第十八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入选论文,并载入《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纪念刘备入蜀1800周年专辑)一书(谢辉、罗开玉、梅铮铮主编,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只是把题目改为《传说中的关羽被擒获之地》。在湖北省三国文化研讨会上,此文又遴选为会议交流论文,全方位、多层次的利用率可谓高矣!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和纽带,是旅游经济的引掣和羽翼,怎么样繁荣旅游经济和完善旅游服务、让文化直接嫁结于旅游经济?这是值得思考的大课题,也是我梦魂萦绕的一件大事情。2010年,县委、县政府安排我牵头确立本县山珍、地方特色菜,我把三国历史文化与旅游商品、特色风味饮食有机结合,撰写了《“南漳山珍”的基本品质特征和荆楚文化主要内涵诠释》、《“金南漳·八大碗”的荆楚历史渊源和传统文化涵义简述》两篇专文,具有三国文化特色的系列农产品(旅游商品)和民间美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旅游“六要素”中可谓别开生面,引来了外县市主管部门光临我县观摩、学习、借鉴,游客争相购买和品尝,有力地推介了山区农业经济(系列农产品),拓展了旅游经济和旅游文化水乳交融的新境界,湖北电视台在新春佳节的黄金栏目中,专题播放了“南漳八大碗”楚文化特色菜肴。可喜的是,百余种“楚”字号的“南漳山珍”直销海内外,全县10家“南漳八大碗”餐馆,都直接为群众创造了巨额经济效益,笑迎天下宾客的社会价值也是无法估量的。

系统地研究县域内三国历史文化的另一个诱因,也是我本人自2001年就开始分管机关接待工作,每次上级、外地领导和专家们莅临南漳考察时,我都要全程陪同他们到水镜庄、徐庶故里参观,尤其是陪专家学者以及行家里手们,若自己“没有两把刷子”的话,就会显得尴尬,说不定也会贻笑大方。因为那时自己还年青,若给人以外行冒充内行的感觉、一知半解的话,实在是从内心里感到惭愧。真的如此这般,岂不有愧于我的襄阳师专学历?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出击。我随市外事部门陪同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原大使、著名外交家、诗人范承祚先生考察水镜庄、徐公祠,当范先生听到我们介绍荆山薛坪一带民间把“徐庶为母守坟”的故事作为“二十四孝”之首时,现场风趣地说,如果中国古代设立“二十五孝”的话,一定会有徐庶的一席之地。这席话使我们深受启发,一言以蔽之,可能是因为徐庶进了曹营,所以不被列入“二十四孝”,而很多本地人乃至于官员都认为徐庶“榜上有名”。范先生一句话,就巧妙地澄清了人们对历史的误读,名人风范值得效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就是要巧于周旋,善于应对文化“变异”现象。尽管研究三国历史文化并非我的职业范畴,但是业余研学总是提倡的,因为客观条件对我十分有利,毕竟身居政府机关就是最大的优势,信息灵便,社会交往面广,资料来源渠道是较为宽泛的。

2008年春夏之交,我随县委、县政府领导们陪同中国三国文化之乡、中国三国文化研究基地(襄樊市)验收组对水镜庄、徐庶故里进行了综合考察,我县也因而沾光可以成为中国三国文化之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我就非常注重借“梯上楼”、“借船出海”,巧打、用活这两张“国字号”三国文化品牌,“该出手时就出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继2004年由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陈心忠先生慧荐我加入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之后,2005年又加入了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2007年我又加入了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或担任理事,或当副秘书长,或当选为常务理事。鉴于时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所所长、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夏日新教授(现为会长)的积极撮合、殷切希望,2012年4月底,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南漳县人民政府联合在南漳县水镜湖召开了湖北南漳古山寨文化旅游论坛暨湖北省三国文化研讨会,组委会安排我具体牵头服务,由于我们专班工作人员思考缜密,安排周到,热情服务,及时衔接,本次论坛活动圆满成功。次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破例免费帮助我县出版了论文集,因为我是组稿人员之一,也荣幸地被抬举为《三国文化与地域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书副主编。综观外地联办文化理论研讨会的成功做法,上级机关免费帮忙为县级出书的,尚且闻所未闻。

一个籬笆三根桩:情真意切迎未来

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荆楚文化、三国文化和民间文化中引人瞩目的亮点之一,也是我作为地域文化热衷者的“特别关注”范畴。

襄阳、南漳都是名酒之乡,民间酒文化多姿多彩,荆山人从小就“沾酒”(喝酒),也促使本人对三国酒文化特别感兴趣。据本人初步对《三国演义》“酒”字进行大拉网式搜觅、统计,全书共78处写到“酒”字,共7回写到大型(或高级、重要)酒宴(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锁战船北军用武》;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孔明三气周公瑾》;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第六十八回《甘宁百骑劫魏营,左慈掷杯戏曹操》),其中与酒有关的典故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例如“温酒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单刀赴会”等等,场景令人难忘。荆山民间有“人是英雄酒壮胆”、“无酒不成宴席”、“没得酒就没得礼儿”之说,酒能麻痹人、控制人,也能促动人、激励人,这就是大凡读《三国演义》必须联想到酒的原由之一。

我与古隆中及其三国文化特色酒结缘已有37个年头了!当年入学时,看到学校(包括古隆中风景区在内)惟一的一家商店橱柜里摆放着襄江酒(白酒),那时学生们普遍“手头儿紧”,把喝酒当作奢望,加之学校纪律严明,校内禁止学生喝酒。只是偶有条件特别好、且有酒瘾的学生们周末多打几个菜,在寝室里偷着喝点儿酒,打打牙祭,过把(酒)瘾,还不能让老师们晓得,不然违背校规,是要被学校通报批评的,影响名誉。正因为物以稀为贵,凭我们的直觉就知道谁个喝了酒、哪个寝室里有酒,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商店也只卖襄江酒,有瓶装也有散装,稍微遗出一点酒液(体)来,大老远都能闻得到香味,那是淳正的香酒气息。同学们开玩笑说,“襄江酒”简称“襄酒”,最好就称“香酒”,大家都予以认可。毕业班就餐时,学校因陋就简地在学校礼堂“设宴”款待,校学生会组织一、二年级学生们搬课桌凳子组成餐桌,菜上好后,我们自带碗筷、茶杯(代替酒杯),每一桌请一位老师作陪,校领导致祝词之后,每人根据酒量把酒斟在碗里,喝的正是(也只能是)襄江酒,当时还不兴豪饮和搅酒之类,毕竟学生单纯些,只是象征性的酒礼,礼数到位,尽兴欢聚,于是礼堂内外一时香气充盈。作为毕业生吃这顿“告别宴”,将迎接新生活,大有人是英雄酒是胆、浑身是胆雄赳赳的豪情壮志。我们凭着“酒性”(依照我的酒量,这只算是喝了点微量酒),下午蒙头睡了半天,反正也不再上课学习了,喝得香,睡得也更香。既然毕业生已经成为等待分配的“社会人”,步入“成年”了,难免行动要少受约束一些。个体经济刚刚兴起,学校大门口、景区旁已可见到私营餐馆的踪迹,三五成群的毕业生们也会下馆子,简简单单地搓一顿儿,喝几盅襄江白酒,但是都知道不能喝醉。我作为家庭条件最困难者,尽管囊中十分羞涩,也还是要被迫“拉下水”,痛快淋漓的“入伙”之感受是无法形容的,毕竟同学三年,铁打的友情第一。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襄江牌”系列名酒(大曲、特曲)十分特别畅销,我于1992年元旦结婚时,实在是没有多少积蓄,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李仕民、总务主任闫向东、老教师徐应亨以及其他老师、同事和后勤师傅们考虑到我的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实际,义务帮忙给我们在学校食堂里安排结婚宴席。闫向东同志考虑到我的难言之隐,私下建议说,结婚是人生的一件最大喜事,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还是得要“顾面子”,要让客人喝顿像样儿的喜酒,自己一定要对得起自己,并建议我们两口子还是选用襄江特曲酒,这酒在社会上很吃香,也很拿得出手,是能够“装面子”、“摆排场”的。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受到,世上还是好人多,好人一生平安!学校教职员工们的深情厚谊,叫我终生感恩不尽,至今也无力一一回报,只好持之以恒地以“革命加拼命”的工作豪情来间接答谢“金南漳”这个“大家庭”,包括我数十年来业余全力置身于楚文化研究、倾心于无私无畏地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服务。同时我也意识到,闫向东同志是有先见之明的,遇事站得高、看得远,乐于助人,恰到好处,也是来源于他自己的亲身实践体验,勤奋敬业,刻苦钻研,认真学习,善于总结,他分管后勤工作的确是很内行,有口皆碑。心有灵犀,果不其然!后来“襄江”品牌成为湖北省著名商标、首批湖北老字号、湖北八大名酒、湖北优质产品,襄江特曲酒荣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首届白酒质量大赛“金钟奖”(湖北老八大名酒),并荣获湖北省最畅销产品称号、襄樊人最喜爱的酒类品牌一等奖,也充分证明了闫向东同志对襄江特曲酒前景的“金口玉言”、对我们一家人的衷心祝愿。这次婚宴酒——喝襄江特曲酒,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大荣幸,终生铭刻在心,成为我勤奋清廉工作的最大动力。

新千年来,我们在襄樊市内作客,东道主多数都是拿演义系列酒款待,人们都说演义酒好喝得很。官方正规接待时,6号义酒最为常见,口感好,不伤头,是我们的最大感受,而且我们也好像从未喝醉过。后来,湖北珍珠液酒业有限公司(原南漳县珍珠液酒酿造有限公司)隆重推出了“三国源酒”(我至今都还保存着一件)、湖北楚汉源酒业有限公司正式推出了“楚汉源”系列名酒,虽说市场上名酒五彩缤纷,应接不暇,但是近20年来,凡本人在外面做客,当主人家征求意见喝啥酒时,我都是毫不迟疑地点“三酒”(我们口头上的意思也是“三九”)——演义酒、三国源酒、楚汉源酒,这是襄阳古城、金南漳的3张三国历史文化白酒名片。今年9月,湖北古隆中演义酒业有限公司举办“古隆中酒业杯”·首届湖北民间品酒师大赛,19日下午,南漳分赛场参赛人员通过参与相关白酒的品尝、竞技和评比、酒文化知识笔试,“过五关斩六将”,分别荣获一、二、三等奖,公司领导、高管、技术大师们现场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纪念品。一位高管当场称赞说,县工商联(总商会)把南漳分赛场组织得这么周密、慎重,参赛人员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古隆中酒文化在全县影响很大。

社会各界都说古隆中酒属于浓中有酱,口感独特,香气浓郁,幽雅爽净,酒体淳厚。作为洞藏原酱,部分酿造工艺传承了诸葛亮及其妻黄氏家族酿造黄酒的传统工艺,与现代白酒酿造技术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古隆中酿酒用水、配方及酿酒工艺,“古隆中1800年”因此而得名,堪称“中国白酒一绝”。与目前市场上的白酒有所不同的是,它入口绵、甜、软、香,饮后回味奇妙无穷,不上头,不口干,酒劲缓,散得快,不伤身体,感到舒服,喝了后耳聪目明、添神养气、益智生慧,被称为“智慧酒”。亦说诸葛亮当年就用隆中老龙洞泉水酿酒,就是现在“古隆中”牌白酒的鼻祖,民间口语习惯也称之为“孔明酒”或“诸葛亮酒”。老百姓还准准有词地认为,民间口头称呼不算“侵权”。现在同样度数的古隆中牌白酒,较其他白酒可多饮而不醉,故而民间公认为“好酒”。值得庆贺的是,今年9月17日,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和中华品牌战略研究院联合发布了第十届《“华樽杯”中国酒类品牌价值200强研究报告》,“古隆中酒业”以33.16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中国酒类品牌价值200强榜单的第119名,与2017年第九届“华樽杯”排名相比,品牌价值提升17.09%,全国排名提升3位。据了解,“华樽杯”中国酒行业第一家也是惟一一家针对酒类品牌进行品牌价值评议的活动,是当前国内较为权威、客观的酒类品牌价值评议活动,基于此,“古隆中酒业”正向国家有关部门申报“中国第十三种香型白酒”。因为古隆中酒系中国历史文化名酒,“古隆中酒业”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的指导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铭刻“六十年记忆”,守望“精神家园”。襄阳隆中对酒业有限公司的老窖池群是第四批襄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将襄阳酿酒传统工艺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1949年左右,市民政部门曾办有醋厂,做醋的窖池与做酒的窖池相似,后来国家提倡发展工业,1956年就成立了襄樊地方国营酿酒厂,利用酿醋的窖池,经过蒸粮、晾粮、拌曲等工序后,把酒曲放在酒窖里发酵,研制出第一瓶“襄江红”白酒。全部窖池群保持了原貌原址,生产操作流程及工艺也没有改变。现在300余口窖池的规模和工业文化遗产的属性,足以将它的形象提升到“鄂酒酿造奇迹之一”和“湖北省仅存的最大规模原生白酒窖池群”的地位。其独特之处是在酒的发酵过程中,窖池中会产生种类繁多的微生物和香味物质,并且慢慢儿地向窖泥渗透,变成丰富的天然香源。“六十花甲”的老窖能酿造出这么多原汁原味的白酒,是中国传统酿造工艺的继承和延续,是一种宝贵的工业遗产。几年前,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秘书长、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文理学院汉水与三国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襄阳市社科联副主席,襄阳市三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叶植先生考察南漳县三国文化遗址时,还专门谈到成功地申报古隆中酒窖为工业遗产这件华夏酒文化盛事,意在启发我们要切实保护好各类珍稀的文化遗产,要让后人记得“乡愁”,牢记“文保”使命。据叶教授介绍说,工业文化遗产是指具有重要历史、经济、社会、艺术、科技、审美价值的工业领域的遗迹和遗物,应当与历史悠久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一并作为文化遗产加以悉心保护和有效利用。

襄阳人用古隆中酒祝喜庆、贺成功、庆丰收、办喜宴、待贵宾、敬亲人。在当今白酒铺天盖地萌生之时,襄阳人情有独钟地酷爱古隆中酒。60多年以来,古隆中牌系列名酒的市场份额独领风骚。据了解,中部地区不少地方也是中国三国文化之乡,今年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里,很多农民就自发地以饮古隆中酒、品孔明菜、喝本地茶、吃自家米的独特方式庆祝丰收,享受农业丰收的喜悦,生动体现了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也是崇敬诸葛亮躬耕于古隆中的最好方式。

湖北古隆中演义酒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白酒科研、酿造和销售和文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酿酒企业,设立了湖北省白酒行业首家院士专家工作站——古隆中院士专家工作站,兴建了襄阳酒文化博物馆。该公司形成了“襄江”、“演义”、“古隆中”、“隆中对”四大品牌,“古隆中”、“隆中对”品牌也是湖北省著名商标,“演义”品牌是中国驰名商标,是湖北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湖北省酒类流通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湖北省食品工业协会理事单位、襄阳市酿酒饮料行业协会会长单位;该公司生产的系列名酒先后荣获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第四名、首届香港国际名酒博览会特别金奖、楚天高档精品酒、湖北省消费者满意商品、广东国际酒饮博览会金奖、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银奖、湖北省名牌产品、五省一市白酒质量交流检评会金奖(多项)、2017年度湖北省白酒省评委感官质量奖等称号;该公司经营目标是“立足襄樊,鼎足湖北,走向全国,应对全球”,把握住了未来白酒行业“走出去”和向高端化发展的趋势。据说,“古隆中61.8度酒”银奖也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获奖的两款湖北白酒产品之一,是襄阳市酒类行业产品获得的最高荣誉,襄阳隆中对酒业有限公司随后将这款产品捐赠给襄阳市博物馆收藏。

“襄江特曲酒,风行六十年”,这是民间对古隆中牌系列名酒的高度概括和凝炼,余音绕梁,淳香无穷。

结语

2012年夏季,襄阳三国历史文化学会正式成立,我被当选为副会长,面对市县各个方面代表的信任,我实在是有些受宠若惊,但是作为一名三国历史文化爱好者,这又是一个全面学习的好机会。6年来,我积极参与各级各类的考察、参观、研讨、接待等系列活动。在水镜庄门票经济研讨、徐庶广场命名、珍珠液酒文化研讨、东方明珠酒和楚汉源酒宣传、柤中遗址考察、木瓜园(关庙坡)村情(三国)文化挖掘等诸多活动中,竭诚奉献,尽职尽责。尤其是业余不辞辛劳地奉献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人文福利工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某些人群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被扭曲、变异的情况下,本人依然做到我行我素,重点挖掘、整理、研究和宣传、利用“今南漳”的五大文化([荆]楚文化、孝文化、三国文化、旅游文化和民间文化),乐此不疲地从事地方公益文化工程,所出版之书(《“金南漳”旅游文化丛书》先后共出版3部,每种书都是印刷1万册以上)全部赠送给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办公室主任和业余爱好者、外商们阅读、参考、研究和利用,也供社会各界全面了解和宣传推介“金南漳”,本人自觉地做到:把一切献给党,永远跟党走,这也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宗旨和胸襟。

书归正传,我作为《三国演义》的忠诚读者,同样也衷心地感谢罗贯中老先生独具慧眼、高瞻远瞩地超前厚爱和宣传“金南漳”,因为是他最早帮忙宣传“南漳”、“水镜庄院”,并在全国乃至于全球范围内免费“打广告”宣传,巧妙地促使“南漳”在650多年就随其名著《三国演义》漂洋过海,加速了今天的“南漳”对外开放步伐。因为罗贯中作为元末明初的小说家,以明代眼光写汉末历史故事,今南漳在汉末分属于临沮、中庐(卢)二县管辖,水镜庄当时隶属于临沮县辖区,隋朝才确定“南漳”县名,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留下了一个“伟大的笔误”。我认为,罗贯中老先生是“金南漳”走向世界、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大恩人”。我们完全可以结论:没有世界名著《三国演义》,就没有水镜庄今天的辉煌景象!

不忘初心,继往开来!

 

2018年10月4日起草;全国第五个扶贫日第7次修改

 

(编者注:本文刊载于《南漳新闻网》2018年10月12日《楚文化》专栏)

(编者注:本文作者王善国同志系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理事、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基层理论宣讲员、襄阳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襄阳市三国历史文化学会副会长、襄阳市文化襄阳研究会理事、襄阳市社科联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委员、襄阳市“汉江智库”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三级调研员,曾兼任《中国千年古县网》特约记者,先后荣获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优秀成果奖、襄樊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南漳县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奖,并被授予“全国社科工作先进个人”、“湖北省基层优秀理论宣讲员”、“襄阳市职工‘读书之星’”、2017年“南漳百杰”[杰出文化人才]、“南漳县第四届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