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创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赵亮
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心区域。
中央苏区以江西瑞金为中心，主要包括赣南和闽西两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4日至7日，中共井冈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省宁冈县柏露村召开边界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他们以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原游击区斗争为基础，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给予其他苏区斗争以引领鼓舞，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1930年9月24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讲到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设立临时革命政府的重要性时就指出：以前“中央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而没有注意集中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统一指挥问题、统一法令与实现这一法令问题，殊不知这样是可以更兴奋苏维埃区域的群众，可以更影响全国的工农群众，这是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主要的作用”。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当时已成为全国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革命根据地，自然成为设立中共中央苏区局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首选地。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瑞金为首府。这块革命根据地就被习惯性称作“中央革命根据地”或“中央苏区”了。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至瑞金，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局，中央苏区进而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全国革命的中心。1933年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其辖界包括江西省的瑞金、会昌、雩都（即“于都”）、安远、信丰、寻邬（即“寻乌”）、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福建省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归化等赣南、闽西广大地区，人口约300万人。而在中央苏区的外围，还有环绕它开辟的游击区、半游击区，基本区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在中央苏区存在和发展期间，曾先后建立中共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和赣南等5个省委及相应的省级苏维埃政府和军区。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连同地方红军共8万余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扩充至约10万人，另有赤卫队、赤少队等群众武装约20万人。
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壮大十分恐惧，不断调集重兵对各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作战。自1930年11月开始至1934年10月，其最主要的战争行动都是针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了五次“围剿”作战。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下，中央红军根据敌强我弱的具体形势，坚持“诱敌深入”和灵活机动的打法，先后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其后，蒋介石集团不顾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更加严重的生存危机，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调集100万大军开启第五次“围剿”作战，其中50万大军专门调集“进剿”中央苏区。尽管这种“围剿”规模是空前的，但如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能继续制定灵活恰当的战略方针，仍有可能取得胜利。但此时中共党内受王明、博古（秦邦宪）“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的军事指挥权又被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掌控，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在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背景下，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如同飘扬在中国南部崇山峻岭间的巨大鲜红旗帜，宣示和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革命而不懈奋斗的伟大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苏区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如同新中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首先和主要在这里的局部执政，为后来延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领导各方面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留下了光荣的历史传统。
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有力证明了“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政权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非常重视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1933年11月，他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随后写出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两篇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工作任务提出以后，“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这都对我党后来领导基层人民政权建设具有长期和重要指导意义。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留下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中央苏区虽大体存在只有不到6年时间，又几乎一直面临着严峻的反“围剿”作战任务，但经济建设也始终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为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要求各级政府抓紧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消除认为战争忙“没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等各种错误认识，强调对经济工作在领导方式上要群众化，反对官僚主义；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众商量办事，反对命令主义。1934年1月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还规定：“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这些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举措，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为后来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实践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发。
中央苏区开创了系统的宣传教育事业。当时在中央苏区出版发行的报刊超过100种，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行量曾达4万份，“战士的良友”《红星》报曾达1.73万份。《斗争》报、《党的建设》《苏维埃文化》等影响也都比较大。革命和大众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美国记者斯诺曾赞叹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中央苏区在非常困难的战争环境和经济条件下，建立了服务于战争、结合生产、适应群众需要的新的教育制度，包括针对儿童的免费的义务教育（如“列宁小学”）和针对成人的社会教育（包括业余学校、“识字班”等）。国民党一个高级将领谈及苏区教育时不禁感叹：“其教育问题，则颇堪吾人注意”，其成绩“已至是惊人”。
中央苏区为我们留下了“苏区干部好作风”优良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中央苏区时期，我党开始有组织、规模性地建立干部教育体系。1933年3月，新合并成立的中共中央局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承担着中央局党校的功能，任弼时、张闻天、李维汉先后担任过校长。其中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和系统组织各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学会。中央苏区高度重视干部作风建设。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和红军内设有党务委员会，负责执行党的纪律。从临时中央政府到区政府都设立工农检察部（后改称“检察委员会”）、设立巡视员和工农通讯员、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中央苏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
【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
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加快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吴忠琼
江西赣州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习近平总书记先后2次亲临赣州视察指导，9次对赣南苏区振兴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推动下，《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等重大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为赣南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牢记“抓好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的殷殷嘱托，不断增强推进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推进赣南苏区振兴发展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凝心聚力谱写赣州改革发展新篇章。10年来，赣州综合经济实力从全国城市108位前进到65位，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缩小了1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从39.34%提高到56.35%，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和人口分别突破200平方公里和200万人，约为10年前的1.5倍，过去偏远落后的老区山区正在蝶变为工业强市、开放高地、创业之州、区域中心、文化名城。
始终牢记“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殷殷嘱托，奋力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时期，赣州是全国较大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脱贫攻坚任务繁重。我们坚持尽锐出战，全力推进脱贫攻坚，结合实际探索了产业扶贫“五个一”机制、易地扶贫搬迁“交钥匙”工程等做法，有力有效解决了长期困扰老区人民的住房难、喝水难、用电难、行路难、上学难等问题，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215.6万贫困群众顺利脱贫。聚焦民生短板，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着力提高民生品质，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连续五届荣获“长安杯”，入选中国十大“心仪之城”，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加快建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还清了废弃稀土矿山治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欠账”，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设创造了“赣州经验”，良好生态环境成为老区人民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力争打造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努力提升自身“造血”功能。我们始终把加快产业发展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打造具有赣州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坚定主攻工业不动摇，培育形成现代家居、有色金属、电子信息、纺织服装、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医药食品等“1+5+N”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了一批千亿产业、千亿园区、百亿企业。“南康家具”从“草根经济”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规划建设“中国稀金谷”，落户了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和中国稀土集团总部，填补了江西无中央直属科研院所、无央企总部的空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一定要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的嘱托，持续做大做强“赣南脐橙”“赣南茶油”“赣南高山茶”“赣南蔬菜”等特色农业品牌，脐橙种植面积、产量世界第一，越来越多的老区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进都市。围绕建设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共和国摇篮景区成功创建5A级景区，举办“红军长征论坛”，加快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赣州段），红色旅游人次和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始终牢记“推进改革开放走深走实”的殷殷嘱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们坚持把解放思想置于万事之先，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权，纵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破除制约振兴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对标粤港澳大湾区，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打出“全产业一链办”、工程建设项目“一站式集成”审批、“市县同权”、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企业“安静生产期”等改革组合拳，努力实现“大湾区能做的，赣州也要能做到”，打响“干就赣好”营商环境品牌。加大对外开放通道和平台建设，昌赣高铁、赣深高铁相继通车，黄金机场改造升级，瑞金机场开工建设，曾经的“交通末梢”成为全国综合性交通枢纽。“无中生有”建成赣州国际陆港，成为全国内陆第八个永久对外开放铁路口岸，与深圳盐田港合作首创“跨省、跨关区、跨陆海港”的通关新模式，中欧（亚）班列开行量进入全国内陆港“第一方阵”。深化与深圳、广州、东莞等湾区城市战略合作，组织承办第三届世界赣商大会、全国工商联携手知名民营企业赣州行、“粤企入赣”等重大招商活动，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加速构建。
始终牢记“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领导广大苏区军民书写了气势恢宏、动人心魄的革命史诗，铸就了伟大的苏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将苏区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强调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
十年振兴发展，十年赣南巨变。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赣南大地的生动实践，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真实写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前不久，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赣州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方案》，赣南老区再次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我们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和赣州重要讲话精神，解放思想，改革攻坚，开放创新，担当实干，加快建设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者系江西省委副书记、赣州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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