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口木箱是闻一多为数不多的私有物品之一，经过时光的冲刷早已斑驳陆离，残破不堪。这口木箱在抗战时期伴随先生从北平到武汉，又从武汉辗转来到长沙，1938年临大南迁时托运至昆明，见证了先生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
一、匆匆逃难初抵武昌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烽烟弥漫了北平城。北平城内人心惶惶，一片混乱。7月19日，闻一多仅仅带了两部书和一点随身用品，将它们装在这口木箱之中，就不得不告别清华园，拖儿带女汇入逃难人群的洪流，赶回武昌。他大抵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与故都匆匆一别，竟是永诀，再也没能回到他所热爱的清华园。
在车站，刚好遇见了要回山东的臧克家，他见老师匆匆逃难，便问：“闻先生，您那些书呢？”闻一多答：“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闻一多一向是个斯文书生，终日只知埋头看书写字，在家里养尊处优，何尝遭过如此之罪！这次逃难可以说是七七事变后日寇给他上的第一课。
二、不愿为官再赴长沙
在武昌时，任汉口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的老友顾毓绣曾专程登门拜访，特邀老友出山，到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婉言谢绝了，说今生不愿做官，也不愿离开清华。
然而，闻夫人认为，在这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宁可死在一起也不愿分居两地。如果闻一多能留在武汉就职，一家人团团圆圆，患难与共，不再互相牵肠挂肚，担惊受怕，该多好！闻夫人强烈要求闻一多接受顾毓琇推荐的工作。为此，她甚至同闻一多怄气，连他假满返回长沙都不起身相送。闻一多觉得很对不起夫人，于1938年1月下旬和2月15日两次写信向夫人道歉，恳请夫人谅解，说：“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指就教育部职一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能做不愿做的事。”
闻一多曾说过：“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他想吃尽、消化尽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要给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归根结底，他的出发点就是爱国爱民，想寻找使民族文化繁荣昌盛的方法。
1937年8月，日军进驻清华园。闻一多未能带走的书籍、财物尽皆遗失。同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0月，寓居在武昌磨石街25号的闻一多接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快信，请他推迟休假一年，赴长沙临大任课。闻一多二话不说，辞别了妻儿老小，将简单的行李装进这口木箱，只身从武昌乘车来到长沙，就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教授。
三、徒步三千三至昆明
1938年2月，战局吃紧，临大被迫再度西迁昆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分两种办法三条线路入滇：一路乘火车，沿粤汉铁路经香港、越南进云南；一路坐汽车，沿湘桂路经广西、越南入云南；另一路则是开动自己的两只脚，沿湘黔公路步行至云南。闻一多以其一介书生的文弱之躯自愿报名加入步行团，也就是在这次步行途中，闻一多将这口木箱托运至昆明，而他自己则徒步而行，踏上了史称“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之途，以实际行动表明抗战的决心。
本来这口木箱可以陪伴闻一多安闲舒适地乘车或坐船到云南，可他为什么毅然决然放弃舒适、甘愿吃苦呢？他说：“我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大城市教大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山区农村隔绝了，特别是祖国的大西南是什么样子，更无从知道。而屈原所以能作出许多爱国爱民的诗篇，和他大半生都过着流放的生活、熟悉民间疾苦是分不开的。古人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我们读屈原的书，就要走屈原的路呀！”
一路上，秀丽的自然风光激荡在闻一多的心中，他拿起铅笔，陆续作了五十多幅速写。可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日寇的铁蹄踏入之际即满目疮痍，即使边陲之地也未能幸免。
闻一多亲身经历这次艰苦的旅行，接触了苦难的社会现实，进一步认识了祖国和人民，上了抗战的第一课。
这口木箱在抗战时期几度陪伴先生辗转南北，特别是后来的步行三千里使他在铁的事实面前看清了现实社会黑暗腐朽的真相，从而促使他走出书斋、拍案而起，由一位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的民主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