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安徽省来安县委、县政府给张云逸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半塔集保卫战写一篇碑文。
张云逸收到信后，非常重视。半塔集保卫战是新四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次典型战例，不仅奠定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对建立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影响也非常重大。作为半塔集保卫战的亲历者、见证者，张云逸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把半塔集保卫战的前后经过记录下来。可是一想，他又觉得自己写不合适，因为当时新四军是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领导下，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予以坚决反击，纪念碑文应该请刘少奇同志写。于是，张云逸让秘书带着这封信，恳请刘少奇为半塔烈士纪念碑题写碑文。
半塔集，地处苏皖两省的盱眙、天长、来安、六合、嘉山五县交界处，四周丘陵起伏，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9年秋，以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委、周骏鸣为副司令员、方毅为主任、赵启民为参谋长的新四军第五支队驻扎在此。
1940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代主席韩德勤趁新四军第5支队主力在津浦路西作战、路东地区空虚之机，调集上万人的兵力，于3月19日拂晓，向以安徽盱眙半塔集（今属来安）为中心的新四军第5支队指挥机关发起全面进攻，企图消灭新四军留守人员。当时，新四军第五支队留在路东的全部人员仅有2000余人。
在紧急情况下，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当即命令，在鄂东的李先念部等在立煌（今金寨）一带停止与李品仙部的冲突，以造成与桂军的和缓气氛；邓子恢、郭述申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在半塔集，待路西主力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为了保证反顽战斗的胜利，刘少奇以中共中原局名义发布告同志书，“号召同志忍受一切困难，为粉碎顽固派的进攻而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张云逸、郑位三、邓子恢等人的积极协助下，中原局制定了对付各路国民党武装的不同策略。
在数倍之敌的围攻下，新四军指战员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了数昼夜，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坚守在半塔集阵地上，直到路西增援部队赶到，内外夹击，打退了韩德勤部的进攻，取得了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
刘少奇认为，勇敢作战、指挥有力的一线士兵、一线指挥员才最有资格写。刘少奇对张云逸的秘书说：这个仗，是你们首长指挥的，你们首长写最合适。秘书回来，原原本本转达了刘少奇的意见。
张云逸听后思绪万千。一个国家主席，在荣誉面前谦让、不争功，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胸怀和高风亮节。
1964年5月1日张云逸撰写了《半塔烈士纪念碑记》碑文。在这篇碑文中，张云逸并没有写自己是如何指挥的，只写自己是半塔集保卫战的参与者，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记录了半塔集保卫战的前后经过。
附：半塔烈士纪念碑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进攻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并与国民党合作，进行抗战。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在日寇诱降下，亦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猖狂进攻。
一九四〇年三月，安徽省国民党顽军李品仙部，配合日寇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大桥地区进犯。与此同时，江苏省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以十团之众，向我五支队后方半塔地区大举进攻，妄图趁我第四，第五支队和游击纵队主力在津浦路西反击日、顽军之际，一举歼灭我江北部队。此时，我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同志和第五支队副司令员周骏鸣同志在路东指挥第五支队教导大队四百余人固守半塔集，并以一个营及地方游击队奇袭顽军侧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苦战十昼夜，击退顽军多次进攻，半塔阵地，屹立不动。直到我军路西大捷，我和副指挥罗炳辉同志，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兼程回师路东，迂回攻敌之后，叶飞、陶勇两同志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员陈毅同志命令率在江北部队赶来驰援，半塔守备部队亦乘机出击，敌被我军三面夹击，伤亡惨重，乃仓皇溃退。我军乘胜追击至淮河南岸，俘获甚多，胜利结束这一战役。
这次战役，在刘少奇同志的指挥下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军民团结一致，英勇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且对华中抗战全局关系至关重大。
安徽省来安县人民为纪念半塔保卫战与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光荣牺牲的同志们的卓越贡献，援建此碑，以铭不朽。我当时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员，曾参与此役。目击革命烈士们可敬可泣的斗争精神，备详史实，谨为之记。
张云逸
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