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梦爽
近日，全国各地野猪泛滥、毁田肇事的新闻频频登上热搜。据报道，为了遏制这一现象，全国多个省份都制定了防控猎捕行动计划。例如安徽金寨县计划在明年1月31日前，完成目标200头限额的野猪猎捕；四川省通江县出台了《通江县野猪危害防控试点工作方案》，计划2021年猎捕野猪750头。
（四川广元唐家河的一头野猪 严志文摄）
“人猪冲突”为何愈演愈烈？不少人得出了生态环境变好导致野猪泛滥的结论。的确，自野猪于2000年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后，私自猎捕野猪成了违法行为，加上国家对非法猎捕行为的持续打击，都在客观上保障了野猪种群的繁衍壮大。但若将野猪泛滥等同于生态变好则有失偏颇。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不应草率给野猪打上“害兽”标签。野猪翻土拱地的习性，能够有效促进森林的健康演替。大雪封山时，借助野猪打通的雪道，许多小型兽类和鸟类能够方便取食到所需的植被和昆虫。在完整的生态系统中，野猪是大型食肉动物的基础食物，豺、狼、虎、豹等野生动物均能遏制其繁殖规模。正是由于大型食肉动物局部灭绝或数量锐减，导致野猪失去天敌，种群迅速扩张。由此可见，野猪“成灾”的症结实际上是长期生态失衡。
但想依靠重新引入天敌，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制衡野猪数量几乎难以实现。目前，华南虎已野外灭绝，东北虎在我国数量仅为50头左右。野猪泛滥地区往往因为城镇发展、道路延伸等原因，森林呈破碎化、“孤岛化”现状，缺乏大型连片的自然栖息地，并伴随着干扰强烈的人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引入大型食肉动物无疑会增加新的人兽冲突。
遏制野猪毁田是民生大事。在无法引入天敌的情况下，人工猎捕成了不得不采用的手段。要想防控行动取得实效，真正做到减少农民损失，并巩固生态保护成效，笔者认为必须对猎捕野猪的数量、对象和方式进行严谨的科学评估。
防控地区有多少野猪？公猪和母猪、幼猪和成年猪的比例分别是多少？为了达到消除泛滥的目标，至少需要捕杀多少头母猪，或者需要捕杀其种群总量的百分之多少？捕杀数量如果不及生效阈值，是否会刺激野猪繁殖率的提高？想得到这些答案，需要长期的野外调查与精细计算。但在当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没有针对野猪种群数量或密度的科学评估与监测。
就公开报道情况看，猎捕队大多是跟随向导进山，然后使用猎犬和猎枪围杀野猪。这种较为粗放、缺乏系统规划的防控行动难说会产生预期效果。
有学者表示，当前尚无科学证据能证明野猪肇事增加能和野猪数量增加画上等号，如果只是部分尝到甜头的野猪群频繁肇事，那么在猎捕过程中如果不能精准识别，无疑会白白消耗人力物力。也有学者指出，只有坚守在田间地头，捕杀来犯野猪，在野猪群中建立负强化，加深其对人类和农田的恐惧，才能起到长效防控作用。
不难看出，想要真正解决好野猪肇事难题，不能只靠林业、农业等主管部门单打独斗，还需要科研机构提供有力支持。但目前，我国从事生态研究的科研团队规模还难以匹配我国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有限力量大多集中在部分濒危动物，对于包括野猪在内的许多物种难免存在认知盲区。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像野猪肇事这类考验精细化治理能力的问题将愈发得到重视。只有解决好这些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难题，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改变生态研究领域缺人、缺力量的现状，提供充分的职位和资源，吸引更多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加入这一研究领域，并获得成长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