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面临全新的考验。从战争废墟中站立起来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如何迅速治疗战争创伤、集中精力恢复国民经济，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紧迫任务。
这时期有关方面颁发的若干徽章，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新中国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钢铁：从“高粱地”上崛起
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提出：未来中国工业建设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不止一次提到，“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他强调：“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成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
经论证，党中央决定从钢铁这一重工业最根本的领域抓起。当时，全国的钢产量不足16万吨。平均起来，全国每个家庭不足一把菜刀。
早在1948年东北刚解放，党中央就决定重建鞍山钢铁公司。1949年12月，重工业部组织召开了钢铁会议，这是新中国召开的第一个讨论工业的会议。同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1950年3月中苏签订的《关于恢复和改建鞍钢技术援助议定书》，是苏联对中国技术援助的首个议定书。
鞍钢始建于1916年，前身是日伪时期的鞍山制铁所和昭和制钢所。鞍钢历经炮火，抗战结束后又被苏联破坏性拆迁，拆运和损坏的设备价值达20亿美元。厂区的一片荒芜，使鞍钢在恢复开工问题上面临着重重困难。日本留守专家濑尾喜代三断言：“修复需要美国设备、日本技术，要二十年时间。可惜，你们和美国没有建交，日本又是战败国。外援无路，内力空虚，这片厂区只能种高粱了。”
在共产党领导下，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从东北解放起，不到一年时间，1949年三四月间，鞍钢的中型轧钢厂、小型轧钢厂一车间、钢管厂及初轧厂先后复工。4月5日，炼钢厂2号平炉首次出钢。6月底，全公司已有2座矿山、2座炼焦炉及1座高炉、2座平炉、6个轧钢厂、2个金属制品厂及耐火材料厂部分复工投产。1949年7月9日，鞍钢如期开工。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最早建成的钢铁生产基地，鞍钢被喻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
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援助下，1953年12月18日，鞍钢以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组成的“三大工程”又胜利竣工。“三大工程”占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若干个“第一”——它是“一五”计划中位列首席的头号工程，是我国第一个钢铁基地，是新中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点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前苏联首批援建50个工程项目中的榜首。“三大工程”的完工，为全国钢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标志性事件。
重工业：“156项工程”
1951年开始，根据党中央部署，中央财经委着手试编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确定的重点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
当时中国的工业化起点仍然很低，1952年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5%，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泽东曾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53年到1954年10月，苏联先后提出了对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的意见和建议，与中方签署了援助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并分两批议定了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的工业项目106项，加上1950年毛泽东访苏时确定的50项，形成了“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156项工程”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鲜明的印记，一度成了中国工业建设核心骨干的代名词。
在苏联援助的同时，党中央坚持和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1956年更是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的方针。经过全国上下几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新生工业企业拔地而起。如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先后施工建设；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性电机制造厂哈尔滨电机厂开工；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投产；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建成投产，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拖拉机的历史；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我国最大的医药联合企业华北制药厂建成投产，改变了我国青霉素主要依靠进口的状况……
图示的这些徽章，佐证了那个火红的年代。
哈尔滨电机厂建厂纪念章，该厂1951年6月开始建厂，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性电机制造厂。
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工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1956年10月为纪念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工而制颁的。
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开工纪念章，1959年11月1日，位于河南洛阳涧西区的该厂正式开工。开工后，该厂平均每17分钟制造一台“东方红”拖拉机。
阜新海州大露天移交生产纪念章，海州露天煤矿是“一五”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现代化露天煤矿，也曾是亚洲最大的机械化露天煤矿。
迪化电厂建厂纪念章，这个电厂即新疆苇湖梁发电厂，是我国“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53年12月30日，1号机组正式发电。
三六三建厂纪念章，该厂即郑州电厂，是“一五”苏联援华的重点项目之一，于1952年12月破土动工。
五〇一厂开工纪念章，该厂是“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新中国第一个氧化铝生产基地，被称为“中国铝工业的摇篮”。
武汉重型机床厂建成纪念章，这个厂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是我国制造数控重型和超重型机床的大型骨干企业。
大冶钢厂扩建竣工纪念章，该扩建工程是“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颁友谊纪念章，该厂于1950年10月由沈阳第五机床厂北迁建厂，是“一五”期间我国机械工业第一批重点骨干企业，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机床行业“十八罗汉”之一。
武汉锅炉厂建厂纪念章，该厂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特种炉生产厂。
武钢第一期工程建成纪念章，该厂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每年提供的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一成。
交通：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
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党中央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上不遗余力。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间，国家对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占到了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22.6%。
新中国成立后最著名的修路工程，当数康藏、青藏两条公路。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沟通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发展西藏经济、巩固国防，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部署，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筑路部队开始动工修建这两条公路。康藏、青藏公路或经过数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山，或横跨若干大江急流，是我国筑路史上罕见的艰巨工程。筑路部队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全力以赴地投入工程。历时四年，胜利完成了任务。
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正式全线通车。26日，两支筑路大军在拉萨市布达拉宫广场胜利会师。毛泽东主席特为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世界屋脊”上创造幸福生活》的社论。康藏、青藏公路的建成通车，在中国公路建设上增添了光辉的新篇章，也是世界公路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为此，交通部制颁了奖章（分一、二、三等）和纪念章。奖章颁发给参加筑路的解放军官兵、援建的外国专家和筑路民工中的有功人员。纪念章颁赠给所有参加康藏、青藏筑路的解放军官兵、民工及支援筑路的有关人员。
1952年7月1日，数十万群众聚集在新建成的成都和重庆火车站，同时举行“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典礼大会”。当两列披红挂绿的火车分别从成都和重庆缓缓开动时，火车站前顿时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西南解放以后，中共中央开始制定修筑成渝铁路的计划。1950年6月到1952年6月中旬，历时两年的成渝铁路建成完工。这是第一条用本国器材修成的铁路，也是我国铁道史上修建最快、工程最好、费用最少的铁路。毛泽东主席题词表示祝贺：“庆祝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宝成铁路北起陕西省宝鸡，南行达四川省成都，与成渝、成昆两线衔接，是沟通西北与西南的第一条铁路干线，1952年7月1日在成都破土动工，1956年7月13日，在甘肃省徽县黄沙河举行了铁路接轨仪式。施工进入紧张阶段的时候，曾经动用我国新建铁路一半左右的劳动力和五分之四的机械筑路力量。宝成铁路是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拉开了中国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在新疆，自古以来天山就阻碍着南北疆的交通，历史上从乌鲁木齐到南疆都绕道而行。民谚说：“千年冰峰人难开，要开除非神仙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决定修建自乌鲁木齐经和静到库尔勒的乌库公路。乌库公路工程在中国公路施工史上是罕见的，1951年开工后，1952年7月建成通车，1953年山洪暴发通车中断。1956年11月第二期工程开工，于1958年4月全线通车。乌库公路修建，是战胜自然征服天险的伟大创举。
经过努力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战，几年内全国交通状况明显改观。许多原有的铁路和新修的铁路四通八达，开始初具规模。华北和华南重新连接起来，西南和西北地区铁路完成修建。到1952年，公路通车里程由解放初的8.07万公里增加到12.67万公里，增长了50%以上，实现了主要干线及县、乡级公路互通。到1957年年底，全国公路里程达到25.46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了一倍。
水利：“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这是周恩来总理对水利建设的殷切希望。这时期颁发的大量相关题材的徽章，还原了那段改变山河面貌的动人场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安排，是江河治理与农田水利建设齐头并进的。中央确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的水利建设基本方针，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经费占到全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10%。治淮是新中国大规模治水事业的开端。1950年6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灾害严重。中共安徽省委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人和蛇都爬到树上去了，群众生活极端困难。”看到灾情报告的毛泽东落了泪，要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央作出治理淮河的重大决定，从1950年10月开始，坚持“蓄泄兼筹”，在上游山区修建水库、中游修建蓄洪工程、下游扩大水道。到1952年7月，根治淮河的第一期工程胜利完成。淮河流域建成大中小型水库5700多座，淮河成为新中国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
长江流域历来是洪水灾害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从湖北省枝城到湖南省城陵矶的荆江段一直是防洪的重点地区。在治理长江的工程中，党中央决定首先整治荆江。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发布修建荆江分洪工程并在汛前完成的决定，4月初工程正式动工，经过10万人民解放军和20万工人、农民、技师、干部的奋战，同年6月20日胜利完工。工程建成不久就在抗洪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54年7月下旬，长江连续三次出现大洪峰，荆江大堤三次开闸分洪，确保了荆江大堤及两岸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各地对有可能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河治理和防洪等骨干项目相继铺开，彻底改变了中国江河堤岸年久失修、水患频繁的状况。
与此同时，各类大中小型水库普遍开始兴建。
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和北京市延庆县界内的永定河官厅水库，于1951年10月动工，1954年5月竣工。建成后不仅在汛期减少了上游下泻的洪峰，而且拦截了大量泥沙，使永定河得到了彻底根治，在防洪、发电、灌溉、供水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作用。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
佛子岭水库位于淮河支流淠河东源上游，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自行设计、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连拱坝水库，1952年1月动工，1954年11月建成。佛子岭水电站是淮河流域第一座水电站。
此外，几年后全国最大灌区、世界七大人工灌区之一的“淠史杭沟通航灌综合利用工程”，40万人齐上阵、奋战160天建成的十三陵水库，黄河上第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以及历时10年引漳入林的“人工天河”红旗渠等一大批水利工程陆续建成。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水利建设既根除了水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威胁，又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3亿吨，到1952年猛增到1.64亿吨，增幅达44.8%。棉花由1949年的44.5万吨增加到1952年的130.4万吨，增长193.7%。
石油：甩掉贫油落后的帽子
石油，是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作为能源矿产资源，又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和独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只有玉门老君庙等三个小油田，年产天然原油12万吨，到1953年全国原油年产量也只仅有43.5万吨，不能满足社会生产需求，大部分依赖进口。公路上常常看到背着大煤气包行驶的汽车。
为迅速结束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与苏联政府签署协定，在中国境内开办中苏股份公司，集中精力勘探开发油田。1950年3月27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成立，两国共同开发新疆独山子油矿，这是新中国与外国公司签订的第一个石油合资企业。1955年年初中苏石油公司移交中国，更名为新疆石油公司。当年即在新疆境内克拉玛依戈壁荒滩发现了油田，经过100多天开采，获得了工业性油流。该油田被命名为“克拉玛依油田”。克拉玛依油田是新中国成立后开发建设的第一个大油田。
1957年，石油工业部决定修建我国第一条长距离从克拉玛依到独山子的克独输油管线。1958年12月27日，克独线全线竣工，次年1月正式投产使用。管线的建成，结束了中国无长距离输油管道的历史，揭开了新疆油气管道储运事业的序幕。
但总体而言，中国石油资源仍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建设的需要。1954年12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任地质部地质科学院副院长黄汲清和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共同建议在准噶尔、吐鲁番、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松辽、华北等大型陆相沉积盆地进行石油普查。1955年8月，松辽平原普查小分队传来消息：松辽踏勘采集到的泥页岩中有荧光反应和浓重的油味，此举证实了松辽盆地的含油性。1958年4月17日，吉林前郭尔罗斯旗达里巴屯施工的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501号钻机打出油砂。1959年4月11日，经地质部和石油部共同确定的“松基三井”正式开钻。9月26日，黑色原油终于从千米地下喷涌而出。
松辽地区油田的发现，打破了中国是“贫油国”的论调，终结了“石油基本靠国外进口”的时代。时值国庆10周年，所以这个油田被自豪地命名为“大庆油田”。
1960年2月20日，经中共中央同意，石油工业部决定在松辽地区开展石油大会战。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不仅甩掉了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而且涌现出王进喜等一批英模人物，铸造了伟大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此后国家勘探部门又相继找到了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问题。到1965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全部自给。1963年12月3日，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为推动“一五”计划的完成，1956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号召“全国一切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高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使自己成为一个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
到1957年年底，国家“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这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取得的成绩，竟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中国开始成为“第一制造大国”、逐渐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步入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轨道，从而搭建起了“中国制造”的基本框架。
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全国先进生产者和各级劳动模范，成为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和精神财富，是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榜样和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