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质，五角星形状。徽章正面，在镰刀、锤头标志掩映下，一名吹号的红军战士跃马奔驰，下方有“1927—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字样。
这就是党史和人民军队史上著名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这枚纪念章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颁发的人民军队第一枚最高级别徽章，在党和人民政权、人民军队的荣誉激励制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红色荣誉徽章中的“重器”，意义特殊而重大。
“不许入营门一步”
说起“红军十周年纪念章”，需要把视线拉回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始。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抗日的大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共产党的积极倡议，促成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全军约4.6万人。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党中央所在地。接着，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全军约1.03万人。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红军与国民党军队鏖战了十年后的背景下达成的。因此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若干严峻的考验。
首先，对国民党想借红军改编之际，控制人民军队、继而改变人民军队性质的图谋给予了坚决回击。
毛泽东在1937年5月召开的党的苏区全国代表会议上，深刻阐述说，对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所作的适当让步，“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日。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
随后1937年8月1日，总政治部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要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依靠党的领导，加强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在中国共产党人眼里，国共合作抗战，是基于维护全民族的利益、捍卫全民族的独立。而决不能因此削弱和丧失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所说的“让步”和“限度”，有着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就是：万事皆可让，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丝毫不能动摇。
因此，当国民党借口统一军队建制，提出八路军、新四军不能设总司令部，并改政治部为政治训练处，并打算派康泽担任八路军政训处负责人时，毛泽东响亮地回答道：“不许入营门一步。”两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感到“政训处”的运行削弱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即果断恢复了政治部的设置。
其次，对党内和人民军队内部因红军改编带来的思想波动和困惑，做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按国共两党协议，着装需统一改为国民革命军军服。几万名红军战士过去佩戴的帽徽大多是布质的红五星，缝在八角帽上，是人民军队的徽章，是共产党领导的标志。如今要换上“敌人”佩戴的金属质“青天白日”（后受条件限制，部分使用瓷质），全军上下普遍存在强烈的抵触情绪，扭不过这个弯儿。
八路军帽徽（金属质）
八路军帽徽（瓷质）
早在1937年3月，中央宣传部和红军总政治部就此专门印发了宣传教育材料，指出：“革命根据地拟改为中华民国特区，但特区的整个领导还是（在）共产党手里，决不会落到豪绅地主的手里去；红军拟改称国民革命军，服装改了，但本质不会改变，它仍然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
随着换装时日的临近，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一方面，各部队要层层召开誓师大会，搞好动员，确保按时顺利完成换装。另一方面，进一步表明中共中央的鲜明政治态度，从根本上消除部队的思想疑虑，以中央军委和总部的名义，向八路军将士颁发“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换装：“白皮红心萝卜”
在改换国民革命军军服的问题上，中央明确要求从总部领导人到高级将领带头换装、佩戴国民革命军帽徽，以身作则，在全军重申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开展统战教育。按照中央部署，各部队都组织召开了换装誓师大会，朱德、贺龙、刘伯承、罗荣桓、左权等出席大会，发表讲话，耐心做干部、战士思想工作。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大会上讲：“中国处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大敌当前，为了抗日，戴个国民党的帽子有什么关系，戴了也改不了红军的性质……”
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在大会上激动地说：“十年前我们为什么丢开白帽子戴红帽子？今天为什么收起红军帽子戴国民革命军帽子？过去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今天为了抗日。我们戴国民革命军帽子没有关系，只要是为民族解放的事，老子穿花裤子都可以的！”
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动员更形象并让将士们容易接受。据老红军王道金回忆，当时朱德、贺龙、任弼时都讲了话，刘伯承在大会上说：“换顶帽子算什么，只要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
据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黄克诚大将回忆：“指战员们不少人思想不通，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的到处都有。尤其是大家都不愿意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不愿意戴‘青天白日’帽徽。我们反复做工作，说服动员，大家才勉强穿上国民党制发的军装，但还是有不少人把帽徽揪下来扔在地上。有许多人一边穿衣服，一边流泪。”
一线的指战员感触更深。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李聚奎回忆说：“虽然在发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之前，八路军总部已对此作了说明，并要求我们对部队作解释。但说实话，我自己心里头也有几分别扭。九年前，我参加平江暴动，从国民党军队里冲杀出来，此后一直与之作战。我万万没想到，今天又得重新戴上‘青天白日’帽花，这在感情上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回忆起当年换装情景，仍记忆犹新：“地下扔着好几个‘青天白日’帽徽，有的还被踩到烂泥里去了。战士们问，‘团长，过去咱们的枪口一直是对准这东西开火，现在怎么戴起它？戴上它，咱们红军岂不是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了？’我说，‘全捡起来，一个也不能少，丢了还没处补发呐。不戴它，国民党不让你东渡黄河抗日！’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也许见我也戴上了这东西，于是把地上的帽徽一个个捡了起来……”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誓师大会总指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颇有代表性地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整个过程：
“举行换帽时，大家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情。我们戴着它——红星帽，血战了十年，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动摇了几千年来视为神圣的社会制度，今日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联合战线，暂时将它（红星帽）收藏起来，换上一顶‘青天白日’的帽子。……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现在虽然是民族革命的阶段，但一切努力牺牲都是为了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全军上下顺利完成换装。
授章：“红军永远是红军”
在顺利换装的同时，一枚特殊的徽章——“红军十周年纪念章”面世了。
中共中央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一大背景下恢复徽章的制作颁发，既是对红军建军十年的极好总结，也是对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投身抗日一线的特殊纪念，并很好地消解了红军将士对“摘掉红星帽徽变‘青天白日’”带来的思想波动，起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用。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军事背景，以中央军委和总部名义颁发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仅面向驻延安的部分八路军将士，颁授的主要对象包括：
一是参加长征并到达延安、有一定级别（团职以上）的红军军事指挥员，即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中符合条件的人员。不含上述部队中的非军事干部及团以下人员及未抵延安的红军（如西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琼崖纵队等人员。如前述任旅长的陈赓、任团长的杨成武等都获得了该纪念章，但相当部分的高级别非军事人员没有获颁。
二是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相关人员，含抗日军政大学教员、学员中的相关人员。如曾任中央军委直属教导师特派员、红二十八军特派员、一二零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特派员的裴周玉，时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的胡耀邦等均获得此纪念章。对“抗大”等师生的颁奖，主要体现对军事和政治人才的珍惜和重视。
三是有显著成绩和功勋的红军时期英模人物。如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三营十一连指导员赵全泰荣获该纪念章，原因是红军时期作战勇敢，多次负伤，曾荣立过大功，成绩卓著，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此前曾奖励他手枪一支。
四是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或中央军委、总部认为应颁授的人员。如1930年7月参加红军，曾任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九十六师二八六团一营营长、一二零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副营长的张树芝，曾因战绩突出受到毛泽东、朱德和贺龙表扬，获得了该纪念章。1931年参加红军、此前任红二十五军独立团团部通讯员的汪运忠，也获颁此章。
上述人员，改编八路军前参加红军者均有获颁的资格，不受十年红军军龄的限制。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大背景下审时度势不得已而为之。张爱萍将军曾回忆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中央规定，任何红军的东西都不能带”，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我留下了一顶红军帽子。周恩来心特别细，一个个地检查我们，我只好把帽子扔掉了，偷偷藏了红军的五星帽徽和一枚十年内战纪念章”。
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采取半公开的方式限定范围谨慎颁发“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与采取公开的方式大张旗鼓宣传发动全体八路军将士改佩国民革命军帽徽，其目标都是为了有利于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
一枚小小徽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对内关爱人民军队将士的阶级情怀、对外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风亮节。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翌年又作为特别的“纪念品”，赠予了1938年来延安访问的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全体成员。当代表团团长柯乐满接过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代表中共中央赠送的这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时，兴奋地说：“我活了24岁，今天是我最光荣的一天。”从现有史料看，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第一次把荣誉激励制度用于国际交流中。